我年调来湘大，一晃就二十七年过去了。80年进校，92年底退休，实际教学时间十二年。退休至今也十五年了。96年回香港定居，觉得好像一眨眼功夫，也过去十一年了。
回忆过去，道路坎坷曲折。我生于新加坡，小时随父母回原籍广东揭阳县乡下，在本村、棉湖镇和揭阳县城念过书，后又到香港念过书，年在香港新侨中学高中毕业后，回穗升学，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到湖南衡阳市八中任教，后调市教师进修学校任教。“文革”期间，上“干校”，进“牛棚”，于年因挖防空洞工伤在家养伤，至年调来湘大才开始上班。小册子《潮州人学普通话容易读错的字》（3万7千字），就是我工伤卧床时写的。我觉得睡在床上白白浪费光阴，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写点东西。我是潮州人，应该给潮州人作点贡献，就叫妻子拿块木板和纸笔来，把纸垫在木板上，睡在床上写的。后由潮州同乡、广东省高教局局长林川同志介绍给广东人民出版社，于年4月出版。
香港当年有四大进步中学:香岛，汉华，培侨，新侨。我就读的新侨中学，是一所新办学校。校长邓乃森先生，原任教于华侨中学，因不满该校校长亲台，便带领一部分进步师生出来另创新校，故称“新侨”。我当时也是香港的进步青年，我们非常痛恨霸占我国香港的港英当局，经常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或在报刊上撰文批判，或上街游行抗议。如果香港不回归，我是不会再回香港定居的。
年初，中山大学中文系我的老师黄家教教授，要我到中大去，分担他一部分方言课任务；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也派了系主任和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到衡阳我家来商量调我到华师的事。这两所学校后来都因为我年差点成为“右派”，而没有调成。
年，湘潭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刘庆云老师到湖北出差，见到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周伟民和唐玲玲夫妇，他们向她推荐我，说我是方言专业人士，正赋闲在家，建议把我调到湘大中文系来；并拿我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大毕业论文《潮州方言》给她看。刘回校后向系主任羊春秋老师汇报此事。羊老师当即同意调我，并请学校人事部门发商调函。但年湘大的商调函到了衡阳市教育局之后，局里一直压着，不肯放我走。不是教育局不肯放人，而是市委宣传部部长刘茂发要教育局不放我走。后来没办法，我只好找市长杨敏之同志（原“‘五·七’干校”“牛棚”的“难友”），由他与刘茂发打招呼，才放我走。但到湘大之前，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知道我要调湘大，也积极争取我到师院去。师院中文系副系主任王大年老师，派青年教师贺凯林（衡阳人）利用寒假期间来找我，问我有什么需要她帮忙的，她乐意效劳。我请她帮忙誊正《衡阳方言》的一部分稿件，她照办了。她还告诉我：“王大年老师邀请你春节后到师院玩，到他家作客。”我和王老师都是从事语言研究工作的朋友，所以接受他的邀请。春节后，我出差到长沙，顺便去拜访王大年老师。王老师又带我到系主任马积高教授家和他见面。马当年曾任衡阳市八中校长。中午在王老师家吃饭时，他还请来一位吴启主老师作陪。席间，王以到厨房拿菜为由离开了。吴对我说：“我们师院是老牌学校，又在省会长沙，比新办的湘大好些；如果你同意调来师大，跟王大年老师说一声就行了！”我说：“不行！我已经答应湘大了。除非湘大调不成，我才能来师大。”他说：“等到人家不要才来，那就没意思了！要来就先来！”我说：“我答应人家的事决不反口。这是我做人的原则。”后来湘大知道师大也在争取调我，对我的调动工作就更加加紧进行。衡阳市委宣传部同意放我走之后，湘大派中文系副系主任刘庆云老师和现代汉语教研室盛新华老师，到衡阳市教育局为我办理调动手续。刘以党员副系主任的身份，向衡阳市教育局提出要为我清理档案。她怕经过“反右”和“文革”两大运动，有些捏造不实的材料塞进档案里；不能把这些错误的东西带到新单位去。依据有关政策，当时刘庆云老师把我档案里清理出来的材料，当着衡阳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张中科同志的面销毁了。这些不实之词害我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我是年下半年调进湘大的。我的主要任务是开方言选修课和从事方言调查研究工作。在其他老师课时太多忙不过来的情况下，也兼教点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在一般情况下，我上半年教课，下半年进行田野调查。湘中和湘南，是我调查的重点；后来还调查了湘北和湘东北。湘西和湘东，就分别交给谢伯端和喻深根调查。外出调查的辛苦程度，除经常和我一起走的谢伯端和陈立中之外，非亲身经历者，是很难体会到的！调查回来之后，材料整理和编写，又非常琐碎繁复；书稿完成之后，如得不到当地政府的资助，又难以出版。调查编写过程中，往往要自己先垫付不少前期经费，出不了书，连前期经费都拿不回来。我经常埋怨自己入错了门！我到湘大之后，对工作还是尽心尽力的，不管“反右”和“文革”对我伤害有多大。我提倡“好了伤疤忘了痛”，已经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不要老沉浸在过去的伤痛里；主要是抓紧现在和计划未来，把过去被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我几部科研论著的出版，也多数经历了不少困难和曲折。我年的毕业论文《潮州方言》（20万字），年寄给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杂志编辑部，由该杂志社作为《中国语文丛书》之一，交中华书局年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算是最顺利的，不要补贴一分钱，还给点稿费。年，《普通话对照·衡阳方言词汇》（35万2千字）是由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和《湘潭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出版的，经费由市政府负担。当时的市长是杨敏之同志，我要求他拨款出书，他一句“可以嘛”，就由市财政局拨了款。年，《衡阳方言》（36万7千字）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亏本出版的，没有要我补贴，还发给稿费。但跑这本书的出版，我起码跑了七八次，后来还是黎维新社长拍板，才得以出版。年，《临武方言》（36万8千字）的出版也比较顺利。先是临武县志办主任雷晓达同志（我校校友）到我家来和我签合同，要我为该县县志写方言志。纳入县志的方言志编幅肯定不大，但编幅小不等于可以少调查，依然要进行大调查，然后才加以浓缩。我带领陈立中和丁志明两位选修方言课的学生当助手，我记音，他们抄卡片和整理卡片，然后再把整理好的抄录下来。我们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雷晓达、贺武法等同志经常到县招待所来看望我们和了解工作情况。我们辛苦了个多月，纪录和整理出大量材料。雷、贺等同志觉得，这么多材料，如果受到县志编幅的限制，大部分用不上太可惜了！于是决定出单行本，字数不限。又征得临武县人民政府的同意，出版经费由县人民政府拨给，交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年，《常德方言志》（23万字）的出版，就比较麻烦一点。先是常德市志办主任叶荣开同志来我校和我签订合同，要我为他们调查编写一部《常德方言志》，篇幅限制在20万字左右。但调查编写完稿之后，小常德市并入地级大常德市，变成大市的一个区——武陵区，原市志办撤销。但大市的市志办主任不是叶荣开，他们不认帐，出版经费无着落。没办法，我找了管计划的副省长、我的学生汪啸风，由他写一封信给常德市管城建的副市长杨万柱同志（杨原是汪在常德地区当专员时的办公室主任），因为文化建设也是城市建设的一部分，由杨在城建费中拨款一万元，作为出版经费，交由岳麓书社出版。年，《长沙方言》（50万6千字）的出版，也是借助汪副省长写封信给长沙市委书记夏赞忠同志，由夏书记签意见，转给张明泰市长处理。结果，张市长批了两万元，作为出版经费，交市财政局拨款，把款拨给湖南出版社。但湖南社说两万元少了，后来又得到岳麓制鞋厂吴奇厂长的支持，赞助五千元，才由湖南出版社出版。下列是与人合著的：年，合著《古汉语知识详解词典》（任编委，万2千字），由中华书局出版。年，合著《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任编委，万1千字），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年，合著《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38万3千字），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年，由我主编的《湖南省志?二十五卷?方言志》（万2千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在国内外各种刊物发表论文25篇，约25万字。年暑假，我的研究生陈立中毕业之后，我就在11月底办理退休手续。一退休就变懒了，就没书出了，尽管手边还有七八部书稿（宁远方言，嘉禾方言，江永方言，道县方言，湘阴方言，岳阳方言，临湘方言）也懒得到处奔跑，去争取出版经费。我年10月，回香港定居，准备翌年7月1日，迎接香港回归祖国，看英国人如何狼狈撤离香港。让全世界看看，我们中国人，才是香港的真正主人翁。我到香港定居之后，就更懒了，没有出版过像样的专著。也许是湘潭情结还没有解开吧，总觉得在湘潭工作了十多年，没给湘潭人留下点什么，对不起湘潭人！所以，现在又夜以继日地赶写《湘潭方言》，准备今年底或明年初，交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为庆祝建校五十周年献礼！旋梯，起点就是上升！
作者｜李永明
图片｜张宇
排版｜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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