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蓝字 单纯从数量上来看，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府中，有这么多丰富史料残留下来的只有临湘县一个地方。然而，这些简牍原来基本都集中出土于临湘县城内官府的井里，难以从出土地点的分布状况和出土遗迹特点的差异处着手进行研究。又因为与交通相关的简牍出土较少，难以具体把握制作简牍的社会地理空间范围。因此，很难将其与基于文献的传统研究成果联系起来。当然，之前也有 然而即使以以上成果为根据，仍然很难确定从走马楼吴简中所见的临湘县的乡与丘、仓等在长沙周边的具体地理位置。笔者亦通过分析“户品出钱”简的制作过程，提出都乡、中乡可能位于临湘县治附近，与之相对的是，模乡距离县治较远。但是，具体的距离与位置关系还无法表示出来。即使有这样的困难，在理解走马楼吴简本身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基础上，为了深入理解它与文献中已经透露的当时政治、社会状况的联系，将走马楼吴简放到临湘县地理之中进行把握仍然是重要与必要的。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主要整理与临湘县地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探索吴简中出现的地名之中是否有具体推定的可能。由于详细记载临湘县地域地理的文献史料有限，因此笔者将不像之前那样拘泥于根据走马楼吴简本身可以厘清的内容进行分析，而会进一步广泛运用不同时代的史料来推进讨论。讨论本身可能不够准确，主要是为了具体把握社会的地理空间范围而做的大胆尝试。
一
从《水经注》看临湘县周边的地理和交通
有关走马楼吴简主要舞台——临湘县地域，在县内地理的层次上，详细记载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状况的史料，只有《水经注》。《水经注》记载的是距离走马楼吴简时代近三百年之后的南朝时期的状况，本节中首先整理了《水经注》中有关临湘县的部分，以此作为理解其地理环境的着手点。史料一：《水经注·卷38·湘水》“（临湘）县南有石潭山，湘水迳其西。山有石室、石床，临对清流。
湘水又北迳昭山西，山下有旋泉，深不可测，故言昭潭无底也。亦谓之曰湘州潭。
湘水又北迳南津城西，西对橘洲，或作吉字，为南津洲尾。水西有橘洲子戍，故郭尚存。
湘水又北，左会瓦官水口，湘浦也。
又迳船官西，湘州商舟之所次也。北对长沙郡，郡在水东，州城南，旧治在城中，后乃移此。
湘水左迳麓山东，上有故城，山北有白露水口，湘浦也。
又右迳临湘县故城西，县治湘水浜，临川侧，故即名焉。王莽改号抚陆，故楚南境之地也。秦灭楚，立长沙郡，即青阳之地也。
汉高祖五年，以封吴芮为长沙王，是城即芮筑也。汉景帝二年，封唐姫子发为王，都此，王莽之镇蛮郡也。于禹贡则荊州之域。晋怀帝以永嘉元年，分荊州湘中诸郡，立湘州，治此。城之内，郡廨西有陶侃庙，云旧是贾谊宅地，中有一井，是谊所凿，极小而深，上敛下大，其状似壶。傍有一脚石床，才容一人坐，刑制甚古。流俗相伝，云谊宿所坐床。又有大柑树，亦云谊所植也。
城之西北有故市，北对临湘县之新治。县治西北有北津城，县北有吴芮冢，广逾六十八丈，登临写目，为廛郭之佳憩也。………… 湘水左合誓口，又北得石槨口，并湘浦也。右合麻溪水口，湘浦也。 湘水又北迳三石山东。山枕侧湘川，北即三石水口也。湘浦也。水北有三石戍，戍城为二水之会也。湘水又迳浏口戍西，北对浏水。”这条史料是按照湘水（湘江）的流向，从南到北进行记述的。将出现的地名、设施名从昭山起按照记述顺序进行整理，即如图一所示。另外，在史料一中，图一中显示的地名都加了下划线。
这里显示的地名和设施名中，现在亦是人们熟知景点的昭山和麓山（岳麓山），及从战国时期开始就是政治中心地带的临湘县古城，在地理位置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于临湘县故城，从20世纪末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伴随着城市再开发，城壁、护城河相关遗址被相继发掘。从一起被发现的水井遗迹和墓葬的分布来看，大概可以确定临湘县故城的四周范围。根据实地观察，汉代长沙城北到中山西路北侧60米附近，东到东鱼塘街、犁头街、文运街，南到人民西路北侧，西到下河街东侧，为一个南北长约米，东西长约米的长方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沙城几乎全盘继承汉代。然而，最近发现南朝时代在现在的解放西路北侧90米附近建有新城墙。新城墙为东西方向，将城内南北分开。史料一中，既有“郡”从“州城”之南移到城中的记载，又提到“城之内”的“郡廨”西面有“陶侃庙”（贾谊故宅，被推定为现在的贾谊故居），因此之前围绕湘州州城和长沙郡廨位置关系的讨论不在少数。前面这一发现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城内被一分为二，北侧为州城，南侧为郡城。原本在现在五一广场周边的郡治，迁移到了贾谊故居的东侧，同样在五一广场周边的县治则到了北边的城外。目前并没有发现迁移后的新县治的遗迹。
图一《水经注·湘水·临湘县》条模式图
（编者注：作者原图为手绘图，使用繁体字）
除了以上提到的州城、郡廨、县治以外，特别与地方控制有关的地点还有几处。从名称来看，可以确认有河港功能的设施在东岸有三处（南津城、船官、北津城），有军事设施功能的在东岸有一处（浏口戍），在西岸有两处（橘洲子戍、三石戍）。下面，让我们试着通过之前的研究，梳理一下这些设施的推定位置（并参见地图）。
地图：《水经注》中所出现的地名、设施名称的推定地点
参考《中国大陆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图集成·第二卷》（东京：科学书院年）登载的《霞凝港》《长沙城》与《金盆岭》三幅民国时期测绘的地图，将其从南向北合并起来制作。（编者注：作者原图为手绘图，使用繁体字）
湘江东岸的南津城，被推定在长沙市南部的猴子石附近。这里架有通往南二环的猴子石大桥，现在也是长沙南部的交通要地。在它对面的西岸，有靳江河（被推定为瓦官水）的河口。从这里到天马山南侧一带，现在虽然与湘江西岸成为一体，但根据实地调查，仍可以确认有沙洲存在的痕迹。史料一中所谓的“橘洲”指的就是这里，橘洲子戍应在沙洲对面的湘江西岸。 船官的推定地位于以晋代墓葬出土地而为人所知的金盆岭的北侧，南湖港附近。接下来是与上述的南津城——橘洲子戍并列为长沙北侧重要渡河点的，湘江东岸的北津城和西岸的三石戍。关于北津城，如后面所述，从前湘江西岸的三汊矶土城遗迹曾被认为是“北津城”，然而西岸的三汊矶与《水经注》的记述并不相符。通泰街西端到清代还有堤的遗址存在，而且其对岸有河口（现在的龙王港河口），可与《水经注》里提到的白露水口相对应。比起西岸的三汊矶，通泰街西端更合适作北津城的推定地。其位置是在橘子洲与傅家洲之间水路的对面。被推定为三石戍所在地的三汊矶在湘江西岸靠下游（靠北），现在的三汊矶大桥西端南侧有土城的遗迹。这一土城遗迹经过年的发掘，已被看作是西汉长沙王国墓的园邑。虽然有在嘉禾年间之前被与关羽交战的孙氏政权利用的可能性，但是有关三国时期以后的状况，现在还无法清晰了解。三石戍被推定在三汊矶附近这一观点本身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土城遗迹是否与三石戍有关应该还有疑问。关于最下游的浏口戍，史料一中记载其位置在三汊矶对岸，浏水与湘水合流点的南侧。《水经注·卷39·浏水》条，记载浏水与“涝溪水”（现在的捞刀河）合流后注入湘水，这一河口可能就在现在浏阳河以北流动的，捞刀河的河口。 如上所述，笔者根据之前的研究，整理了“史料一”《水经注》中出现的临湘县地域的地名、设施名的推定地。笔者在图一中试将这些推定地在临湘县周边的地图上标记出来。在这些地名、设施名中，只有与南津城—橘洲子戍相关的“橘洲”，在除下一节将探讨的走马楼吴简之外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史料中出现过。在史料中，“橘洲”作为长沙防卫上重要的渡河点登场。 史料二：《梁书·卷55·河东王誉传》
“（信州刺史鲍）泉军于石槨寺，（河东王）誉帅众逆击之，不利而还。泉进军于橘洲，誉又尽锐攻之，不克。会已暮，士卒疲弊，泉因出击，大败之，斩首三千级，溺死者万余人。誉于是焚长沙郭邑，驱居民于城内，鲍泉度军围之。” 史料三：《梁书·卷30·鲍泉传》
“太清三年，元帝命（鲍）泉征河东王誉于湘州，泉至长沙，作连城以逼之，誉率众攻泉，泉据栅坚守，誉不能克。泉因其弊出击之，誉大败，尽俘其众，遂围其城，久未能拔。”
梁太清四年（年），建康被侯景攻下，镇守江陵的湘东王萧绎（后来的元帝）因为打算从长沙的河东王萧誉那里征调军粮和军人而与萧誉对立，派世子萧方等攻击萧誉，萧誉反击，萧方等兵败身死。接替萧方等的是信州刺史鲍泉。鲍泉从“石槨寺”向橘洲进发，击破萧誉军队，使很多人溺死，随即包围了长沙城。从史料一中可看到“石槨口”，可视为“石槨寺”与此地名有关，可推定“石槨寺”位于现在傅家洲北端的对岸，湘江西岸的银盆岭。从出现很多溺死的人这一记载来看，鲍泉渡过湘江的地方应在橘洲，也就是有橘洲子戍—南津城的长沙城南侧。北津城从现在的银盆岭来看，在对岸稍稍偏上游的地方。从史料三来看，鲍泉固守建好的阵地，以引起萧誉军队的疲弊。从这样的战术来说，有橘洲子戍，“故郭尚存”的长沙南侧的橘洲子戍—南津城一线可能更为适合。鲍泉之所以没有从长沙城北侧渡过湘江，可能与上述情况有关。无论如何，这里的橘洲子戍—南津城作为超过一万人的军队的渡河点，可以说是长沙城防卫上的重要据点。
二
“刘口”“漻口”=浏口的位置和特点
在理解走马楼吴简的过程中，了解长沙周边的地理环境对简牍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但实际上，在已经刊布的走马楼吴简中，基本看不到上一节所整理的长沙周边的地名、设施名。
依笔者所见，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浏口戍的“浏口”。在走马楼吴简中，虽然看不到浏口戍本身，但却出现了像下面那样，被冠在“度卒”“驿兵”之前的“刘口”。根据后述的实地调查和对简牍照片的探讨，释文有部分改动。 史料四：其一户刘口驿兵（走马楼竹简柒五四九二）
史料五：其二户刘口度卒驿兵（走马楼竹简捌二三三） 史料六：其二户固者刘口驿兵（走马楼竹简捌六七七）
考虑到在走马楼吴简中，以“番”为“潘”的例子频频出现，“刘”从字形上来说，也正是欠缺了三点水旁，将其解为“浏”可能更好。 此外，上面提到的史料六，包含在Ⅱ―C―中。Ⅱ―C―是由枚竹简组成的巨大的坨。同坨中就有之后要列举出来的，冠有“漻口”或“刘口”地名的度卒、驿兵登场。 史料七：其一户漻口度卒（走马楼竹简捌一八三三） 史料八：其二户漻口驿兵（走马楼竹简捌一八五九） 史料九：高迁里户人公乘潘澎年六十六 刘口度（走马楼竹简捌一八〇八） 笔者年12月在长沙简牍博物馆对上述6条史料中的4条（史料四、史料五、史料七、史料八）进行了调查，特别以“刘”与“漻”的字释为中心进行了比较研究。调查的结果，首先“刘”与“漻”在字体上有明显差别（参照图二）。可以确认每个字的释字及释文都没有疑问的余地。因此，“刘”与“漻”是作为不同的字，被明确地分开写的。
图二“刘”字与“漻”字
（左：笔者年12月在长沙简牍博物馆临写）
然而意外的是，这一现象并不能表示“刘口”和“漻口”是不同的地名。“漻”有水澄澈、安静停聚的意思，“浏”也有相同的，水清澈澄明的意思。史料一中，将注入湘江的支流的河口也都称为“某口”，可以说“漻口”也是与河口有关的地名。而且，从《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及嘉庆二十二年刊《长沙县志》（以下略称为嘉庆《长沙县志》）为首的地方志，以及陈运溶《湘城访古录》等书来看，“漻口”及与之相关的地名基本没有出现。再回到走马楼吴简进行探讨，上述的史料六、史料七、史料八、史料九都被包含在Ⅱ―C―坨中，对照其揭剥示意图（《竹简》〔捌〕附图５），会发现史料七、史料八、史料九所属部分是册书的上半部。史料七、史料八出土位置相邻，距该位置6层竹简（约4厘米）的地方，出土了史料九。史料九简文的末尾，《竹简》〔捌〕刊登的释文为“尉口度”，在该简释文的附注中也指出，这里应该是脱落了“卒”字。从其他名簿竹简的例子来看，高迁里的潘澎是作为“度卒”而被供给的。这里被释作“尉”的文字，将其照片与上述史料四、史料五的“刘”字作对比，很明显其右侧是“刂”，左上部残留的笔画也与“刘”字相通，可以释为“刘口度”。从同坨中并没有发现其他“度卒”，将揭剥位置示意图与竹简合并来看，史料七所指的户应该就是史料九。如果是这样的话，“刘口”与“漻口”虽然是分开书写的，但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地点。 假设“刘口”与“漻口”虽然在写法上被明确分开，实际上指的是同一地点的话，那么这里的“刘口”=“漻口”又究竟在哪一地点呢？在上一节引用的史料一中，提到在浏水河口（现在的捞刀河河口）一带有“浏口戍”。《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浏阳水》“旧有浏口戍，在府北十里，江左所置”，提出浏口戍设置于东晋时期。能表明有浏口戍的浏水河口军事、交通重要性的史料，依笔者所见时间最早的应是散见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史料，无法确认其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状况。也就是说虽然是唐宋变革期以后，经济、社会状况与之前迥异的时代的史料，为了把握长沙周边地理状况，也需要参考其进行研究。 这一时期的长沙（潭州），从唐末的西历年，成为由破坏淮南的孙儒手下发迹的马殷的据点，到西历年被南唐占领。在这期间（-年），长沙一直是臣服于五代各王朝的楚王国的首府。关于围绕楚王国首府潭州展开的，楚与吴的攻防可见史料十。史料十：《资治通鉴·卷·后梁纪一·太祖开平元年（年）五月条》
“弘农王以鄂岳观察使刘存为西南面都招讨使，岳州刺史陈知新为岳州团练使，庐州观察使刘威为应援使，别将许玄应为监军，将水军三万以击楚。楚王马殷甚惧，……（中略）……殷命在城都指挥使秦彦晖将水军三万浮江而下，水军副指挥使黄璠帅战舰三百屯浏阳口。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还至越堤北，彦晖追之。……（中略）……存等走，黄璠自浏阳绝江，与彦晖合击，大破之，执存及知新，禆将死者百余人，士卒死者以万数，获战舰八百艘。威以余众遁归，彦晖遂拔岳州。”
“弘农王”指的是吴的建国者、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的继任者杨渥。吴从当时的淮南开始向江西方面伸张势力，在上述史料的前一年（唐天祐三年）从楚手中夺得岳州（现在的岳阳）。为了应对从岳州向南溯湘江而上的吴国水军，楚不仅在湘江展开水军，在“浏阳口”配备了一支舰队以加固防备。最终这一舰队“自浏阳绝江”，和秦彦晖的主力部队一起攻击吴国水军并取得胜利。在这一条的胡三省注中可看出，这里的“浏阳口”指的应是浏水河口，至少也是浏水河口附近一带。这一舰队的规模是“战舰三百”，战后从吴水军处虏获战舰八百只。在后述的史料十一中，马希广动员的水军有战舰五百只。虽然在引用部分中看不出，但从其后续部分中马希萼动员水军有战舰四百只这一点来看，很难说三百只是小规模。也就是说从这种配置来看，“浏阳口”应是潭州防卫上一定要确保守住的据点，特别是考虑到水军可以从这里发动进攻，可以认为“浏阳口”是水上交通的要地。 接着是在记载马希广与马希萼围绕潭州攻防的史料十一里，同样的地方作为据点再度出现。 史料十一：《资治通鉴·卷·后汉纪四·隐帝乾祐三年（年）十一月条》
“（十一月）辛卯至湘阴，焚掠而过。至长沙，军于湘西，歩兵及蛮兵军于岳麓，朱进忠自玉潭引兵会之。马希广遣刘彦瑫召水军指挥使许可琼，帅战舰五百艘屯城北津，属于南津，以马希崇为监军，又遣马军指挥使李彦温将骑兵屯驼口，扼湘阴路，歩军指挥使韩礼将二千人屯杨柳桥，扼栅路。“
马希广是马殷之子，第四任楚王，与其兄长，朗州节度使马希萼对立。马希萼在同年九月向南唐称藩求得南唐支持，十月降下益阳、玉潭，经过岳州之战后于十一月劫掠湘潭，到达长沙。朗州（现在的常德）、玉潭都在湘江西侧，朱进忠率领部队从益阳向岳麓山北麓方向进发，途中应经过湘江西岸。马希萼从朗州出发，渡过湘江东岸，向岳州、湘阴进发，虽然在潭州有“军于湘西”和在湘江西岸布阵的记载，但他的势力应该是从东岸北侧开始延伸到西岸的。与之相对的马希广的防卫阵，从北津调战舰五百只到南津固守的基础上，又将骑兵配置到“驼口”以阻断湘阴的道路，派步兵到“杨柳桥”阻挡马希萼军队入阵。 关于这里的驼口，胡三省注有“浏江口有骆驼嘴，因之谓驼口”。进一步看后代史料，根据嘉庆《长沙县志》，骆驼嘴位于长沙县北，因为和涝塘河（捞刀河）都属于从北京到广州的道路通行点，而成为渡口。 史料十二：嘉庆《长沙县志·卷5·津梁·涝骆二渡》
”城北关外十里许，名骆驼嘴，又五里，名涝塘河，京广通衢，旧有官渡船二只。“
从浏阳河和捞刀河的位置关系来看，胡三省所谓的“骆驼嘴”在浏水河口，这就很容易推测出由阻塞通往湘阴道路的骑兵所加固守卫的“驼口”就是上面所说的渡口。而且，史料十二中有“涝骆二渡”，在浏阳河与捞刀河河道改变，分别注入湘江之后，两河的渡口事实上仍是一体。 如上所述，从史料十、史料十一、史料十二来看，至少在唐宋变革期以后，浏水河口=浏口仍是湘江东岸南北走向道路经过的渡口，同时也是水上交通的要地，长沙城防的重要据点。时代相隔久远的史料很难作为直接根据，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设置浏口戍。以下将要论述的是，在走马楼吴简中为什么“度卒”“驿兵”要被冠以“浏口”字样出现，在理解这个问题上这些史料也将起到辅助作用。
为了把握“浏口”的特点，接下来要探讨的是“度卒”和“驿兵”。根据以上探讨，如果浏口是渡口的话，“度卒”的“度”很可能和“刘口”的“刘”一样，是“渡”脱落了三点水旁而形成的字，因而可以将“度”理解为“渡”。正如在《二年律令》中有津关令的名称所出现，在秦汉时代渡口一般被称为津，比如在《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汉王二年》条中有：“（汉王）南渡平阴津，至洛阳。”从这一用例来看，“渡”一般被用作动词。然而，这一状况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就发生了变化，《水经注·卷31·淯水》“（淯水）又西为瓜里津,水上有三梁,谓之瓜里渡”。从这一例子中可看出将具体的渡河场所（例子中是桥）称为“某渡”的用法随处可见。这种用例早期见于《晋书·卷34·杜预传》：“（杜）预又以孟津渡险,有覆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在《水经注》中进行检索，除上述瓜里渡外，卷2河水的天水勇士县，将有28处渡河地的河流称为“二十八渡水”。卷五河水中有因为在张公城旁边，被命名为张公渡的“津”。除此之外还可以确认有卷9清河中的“历口渡”，卷21汝水中的“周公渡”，卷27汉水中的“长柳渡”，像上述“张公渡”一样，这些渡多被冠以附近地名。基于以上所述，虽然从时期来说略早，但将在浏口的渡口称为浏口渡也是很自然的事。
将“度卒”解释为渡卒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那么渡卒的职掌究竟是什么呢？之前提到过的史料五中，和度卒一起出现的还有驿兵。可以看出在浏口有驿的存在。有研究将这里的驿兵和至今为止在走马楼吴简中出现的邮卒，里耶秦简、居延汉简、悬泉置汉简等简牍中出现的驿卒、驿骑、驿人、邮人，合并起来进行探讨，以研究他们与邮驿制度的关系。既与这些邮卒等有关，又和渡口及度卒有关的，是在下面的东牌楼汉简中出现的“津卒”。 史料十三：出钱·雇东津卒五人四月直／（东牌楼一三〇）
这条史料被认为是5人的四月份俸给的出纳记录。从本简可以看出东汉末期有津卒存在，有关津卒虽然只有些许文献的记载，但仍能证明其存在。 史料十四：《艺文类聚·卷44·箜篌条注引“琴操”》
”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子高所作也。子高晨刺船而濯，有一狂夫被发提壶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堕河而死。乃号天嘘唏，鼓箜篌而歌，曲终投河而死。子高援琴作其歌声，故曰箜篌引。“
这里的津卒“刺船”，也就是作为划船的人使船行驶。本史料在《初学记·卷16》中作为“孔衍琴操”被引用，文字相同。《隋书》卷32《经籍志一》，著录该书为“琴操三卷，晋广陵相孔衍撰”。因此，虽然箜篌引的故事形成年代可以追溯到东汉灵帝以前，本身成书大概在西晋末期。所以，将它看作与东牌楼汉简、走马楼吴简时代相近时期的史料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从《二年律令》中津关令的存在可知，津有关的吏卒与关吏、关卒的关系在职掌上应该也很深。王子今指出与“关卒”的业务相比，“津卒”在操船之外，可能也担任征税的业务。关于“关”,居延汉简等简牍中可见关令、关啬夫、关佐等官吏,但是在与津有关的吏卒中，除了上面提的“津卒”之外，只有其详细情况不为人所知的“津吏”。然而如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代对渡口的称呼，有从津到渡的转变，在“渡”上担当操船、征税业务的卒被称为“渡卒”的可能性也很高。也就说渡和津具有同样的管理模式，应该也有相当于“津吏”，负责管理的“渡吏”的存在。
结语
以上，在整理《水经注》中所见临湘县周边地名、设施名的基础上，论证了与走马楼吴简中所见的“刘口度卒驿兵”“漻口度卒”“漻口驿兵”相关的，“刘口”“漻口”“度卒”的具体所指。“刘口”与“漻口”虽然在文字上有明确区分，但实际上都是指浏阳河的河口——浏口。根据五代十国时期以后的史料，这里既是湘江东岸南北走向道路经过的渡口，同时也是水上交通的要地，长沙城防的重要据点。如果考虑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将渡口称作“某渡”的先例，“度卒”就是“渡卒”，与在东汉末期看到的“津卒”对比中可看出，“度卒”是承担操船与征税义务的卒。
从史料九可看出，作为浏口渡卒得到供给的是籍贯在高迁里的人，从至今为止的吏民簿复原研究看来，可确定高迁里是属于小武陵乡的一个里。从里耶秦简来看，在挑选乡内的邮的邮人的场合，乡啬夫要得到县里的许可，在该乡内选人充当。假设在走马楼吴简的时期也是按照这个程序，浏口渡有可能在小武陵乡境内。然而，作为渡卒被供给的情况只有一例，无法确认，这一结论也只是推测，只能作为具体推定乡的位置的一个线索。期待今后有更多史料公开
（在将本文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曲畅同学给予大力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释
关于五一广场周边的简牍出土情況，可参照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岳麓书社年）上篇第二章“长沙城市发展概況及发掘区周边历年简牍出土发现情况”。拙论《魏晋简牍研究の现在――走马楼呉简を中心に》，《古代文化》70-3,年。
[日]中村威也：《獣皮纳入简から见た长沙の环境》，《长沙吴简研究报告》第2集，年。王子今：《“烝口仓”考》，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年。[日]谷口建速：《长沙走马楼呉简の研究――仓库関连簿よりみる孙呉政権の地方财政》，早稲田大学出版部年。侯旭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乡”与“乡吏”》，《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年，原著年。[日]阿部幸信：《嘉禾吏民田家莂“丘”再考》，《东洋史研究》62-4，年。拙稿《典田掾、劝农掾的职掌与乡──对长沙吴简中所见“户品出钱＂简的分析》，《简牍研究·二〇一五秋冬卷》，年。关于推定乡所在位置的难度，笔者在拙稿《走马楼呉简からみる三国呉の郷村把握システム》（洼添庆文编《魏晋南北朝史のいま》，《アジア游学》，勉诚出版年）中有所涉及。黄朴华主编《长沙古城址考古発现与研究》，岳麓书社年。可参照下篇《城址研究》第五章第二节及第三节。卞鸿翔：《古橘洲与南津城新探》，《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年第1期。郑佳明主编，黄纲正、周英、周翰陶著《湘城沧桑之变》，湖南文艺出版社年，第58页。郑佳明主编，黄纲正、周英、周翰著《湘城沧桑之变》，湖南文艺出版社年，第58页。另外，《湘城沧桑之变》（前揭）第60～61页中，提出岳麓山南侧有被称为土城头的台地，应是橘洲子戍的遗迹。然而自年的文物普查之后，好像没有进行详细调查。现在经过开发的当地已是高楼林立。何旭红：《汉“临湘故城”及其“宫署”位置考析》，《南方文化》年第1期。史料一中记有“湘州商舟之所次也”，南湖因为与湘江相接，实际上一直到民国时期，都作为船只停泊处被利用。从唐代起就屡屡在诗文中出现，在这之后因为沙土堆积逐渐严重，明清时期多次进行疏浚。可参照陈运溶《湘城访古录·卷12·南湖》条，及陈先枢、金豫北《长沙地名古迹揽胜》，中国文联出版社年，第页。卞鸿翔：《长沙古“北津城”考析》，《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年第2期。还可参照《湘城沧桑之变》（前揭）第59～60页。何旭红：《汉代长沙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岳麓书社年，第39～41页及第～页。《湘城沧桑之变》（前揭）第61～62页，以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长沙府·山川》条中有关于“三沙矶”的记述和湘江西岸地域的方言为依据，论证了三石与三沙·三汊是相通的。《湘城沧桑之变》（前揭）第63页。何旭红：《汉“临湘故城”及其“宫署”位置考析》，《南方文物》年第1期。另外“漻”字的右下部分并不是彡，而是作“小”字状。“翏”写成这样的例子比较多见。比如《曹全碑》中“谬”“醪”“瘳”字的右下部分都作“小”字。史料四、史料八中，“刘”“驿”“兵”“口”各字笔迹上有共通点，怀疑可能是由同一个人书写。如果是同一个人书写的话，那么分开书写的事实就更明确了。关于“浏”与“漻”的发音，《汉书·卷22·礼乐志·应劭注》“漻音来朝反”，《汉书·卷57上·司马相如传上·子虚赋·郭璞注》“漻音聊”。根据《广韵》所示的中古音，漻为萧韵，与尤韵的“刘”及与之同音的“浏”发音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方面，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卷27·庄子音义》中，提出《庄子·外篇·知北游》中的“漻然”的“漻”音流，《经典释文·卷9·周礼音义下》也提到“刘音流”，“漻”有可能与刘、浏同音。众所周知，原本《广韵》所示的发音是地域性、时代性混合的成果，并不能单纯从发音角度进行探讨，情况复杂，笔者也无意详论。只想提一下有同音的可能性作为参考。照片中右侧刂部分有水平条纹，根据至今为止的观察结果，应该不是墨迹，而是纤维片的黏着。从北津城出发，渡过现在的龙王港河口，由岳麓山北麓的河谷地带西进，是从长沙到湘江西岸地区最好的一条路线。这一点可参照《湘城沧桑之变》（前揭）第60页。嘉庆《长沙县志·卷5》这一条，还记录了涝骆二渡自康熙年间到嘉庆年间反复接受捐款，作为义渡被修整的过程。王子今：《走马楼简所见“邮卒”与“驿兵”》，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年。赵宠亮：《吴简邮驿人员称谓补议》，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第二辑，崇文书局年。沈刚：《试论走马楼吴简中的邮卒》，《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4期。王子今：《长沙东牌楼汉简“津卒”称谓及相关问题》，《中华文史论丛》年第1期。王子今：《长沙东牌楼汉简“津卒”称谓及相关问题》（前揭）。另外，《琴操》的现行本实际上是19世纪初的辑佚本，很多人认为作者是蔡邕，但是因为并没有蔡邕著述《琴操》的记录，该观点又和佚文残存状況有矛盾点，因而此处从《隋书》经籍志和宋代著录的说法，认为《琴操》是孔衍所撰可能更为妥当。可参照吉联抗《琴操考异》（收入吉联抗辑《琴操（两种）》，人民音乐出版社年）。根据《晋书》卷九十一《儒林传本传》，孔衍很早过江，担任司马睿的安东参军，此后一直在司马睿部下。太兴三年（年），孔衍53岁，死于广陵太守任上。传中特意提到他撰述甚多。《隋书·经籍志》有可能误将太守写作相，《琴操》是在西晋末的江东编写的可能性很大。杨建：《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附《津关令》简释》（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三章“津关构成及其管理”。另外，《二年律令》贼律：船人渡人而流杀人，耐之，船啬夫、吏主者赎耐。其杀马牛及伤人，船人赎耐。船啬夫、吏赎迁。……（下略）……（第六简）这里可以看到“船啬夫”和划船的“船人”。杨建将其解释为与津有关的属吏。鉴于走马楼吴简中频出监运掾与船师、大男共通参与输送这一点，难以断言两者一定与津有关。也可参照熊曲《吴简折咸米、渍米、没溺米及相关问题》，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年。另外，在《宋书》卷77柳元景传中，刘宋元嘉三十年（年），杀害文帝刘劭被武陵王骏（后来的孝武帝）打败：“（刘）劭以（柳）元景塁堑未立，可得平地决战，既至，柴栅已坚，仓卒无攻具，便使肉薄攻之。……（中略）……贼步将鲁秀、王罗汉、刘简之、骑将常伯与等及其士卒，皆殊死战。刘简之先攻西南，频得烧草舫，略渡人。”在这条材料中，也可看到渡人。当时武陵王骏一方的柳元景率领先锋部队，在建康西南的新亭筑起防垒，武陵王骏则在西南后方，长江中的沙洲——溧洲驻扎。刘劭方的步将刘简之从防垒西南侧攻击船和渡人，应该是为了切断柳元景和武陵王骏之间的联络。和“草舫”一起出现的“渡人”，很明显就是划船的人。在与“邮卒”“驿兵”有关的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中，可以看到“邮人”“驿人”的称呼。这一点在赵宠亮《吴简邮驿人员称谓补议》（前揭）中已被指出，这些称呼是否和“渡人”是同样的存在还有疑问。可以作为探讨“渡卒”特点的参考史料。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简“户籍簿”复原整理与研究——兼论吴简“户籍簿”的类型与功能》，《吴简研究》第三辑，年。于振波：《里耶秦简中的“除邮人”简》，《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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