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昌，中国工农红军早期的著名指挥员，洪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年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3名军事家（后增至36名）之一，年曾获得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革命烈士证书。
段德昌在29岁的短暂生命中，为创建工农红军、开创苏区、为人民谋解放竭尽了智勇忠诚。他南征北战，屡建奇功，令敌人闻风丧胆，苏区人民则称颂他为“火龙将军”。就是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将领，最后却屈死于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之手，实令山河呜咽，青史嗟叹。为纪念段德昌将军周年诞辰，笔者小撰一文，慨叹胸臆，以抒永久缅怀之情。
年8月19日，段德昌出生于湖南省南县九都山九屋厂。他幼年丧母，父亲又长期在外工作，故由祖母抚育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个新式知识分子，很重视教育，在段德昌7岁时就将其送入私塾五德书屋读书。后段德昌转读南县第一高等小学，18岁时毕业，同年秋考入了长沙中华圣公会雅各中学。在中学期间，段德昌参加了毛泽东、易礼容等创办的“文化书社”，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参与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行爱国学生运动。年，段德昌的父亲因病去世，家里断了收入来源，段德昌不得不辍学回乡。年，段德昌离开家乡，在华容与留法归国的共产党员何长工等人一起创办新华学校，并任校董会副主任兼英文教员。年春，段德昌调到南县第一国民小学担任英文教员，在此期间大量接触到《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进一步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五卅”惨案发生后，段德昌和其他进步青年一同发起组织了“青沪惨案南县雪耻会”，经常到县城沿河码头和交通要道查禁洋货。年6月，段德昌加入了共青团。9月，由曾习孔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段德昌就被党组织选派到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第二团学习。
段德昌的文化底子好，在军校学习期间各科成绩都很优异。其时正值黄埔校内左右两派斗争进入白热化时期，身为共产党员的段德昌很快成为了校内左派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分子，经常与国民党右派学生组成的“孙文主义学会”成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由一名同学执笔，段德昌与其共同签名，给蒋介石发了公开信，指责蒋介石“脱离了革命，正在一日甚一日地变为军阀……”蒋介石大怒，下令逮捕了那名执笔写信的同学，并将段德昌关了禁闭。不过蒋介石还是很爱惜段德昌的才华，亲自召见他，想让段德昌承认错误，好把他拉过来。段德昌不为所动，坚决不承认错误。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开除了段德昌的学籍。
关于段德昌被从黄埔军校开除的原因，他的孙子段劲松则转述了其祖母即段德昌夫人刘淑云的另一说法：一天晚上，校内左右派学生发生冲突，段德昌失手杀掉了一名国民党右派，“所以，他在军校是呆不住了。”
离开黄埔军校后，经时任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介绍，段德昌转入了由谭延闿、程潜、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等主办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在此期间，段德昌见到了毛泽东。当然，这不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早在5年前，段德昌在南县就曾与“文化书社”的创建者毛泽东有过一面之缘。此时的毛泽东也不会想到，这个被从黄埔开除的青年人，26年后将成为自己亲手签发证书的第一号革命烈士。
年6月，段德昌从中央政治讲习班毕业。由于他未能在黄埔军校完成学业，故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录中没有他的名字和照片。段德昌留下的唯一一张半身相，还是在中央政治讲习班的同学录中找到的。
此时北伐已经开始，段德昌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2军任营长，不久调到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5团任党代表。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段德昌又调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他的宣传鼓动能力很强，文笔雄健流畅，在宣传北伐军的英勇事绩方面很有影响力。不但如此，段德昌还多次带领宣传人员深入火线，承担了运输、抬担架、慰劳伤病员的任务，并且在战场上直接鼓动下级官兵们英勇作战。因此，他被将士们誉为是“铁科长”。由于段德昌工作出色，多次受到过北伐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的通报表扬。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签署对段德昌的表扬通报时心情也很复杂，据说曾经挺不情愿地对黄埔军校教官、“孙文主义学会”头目缪斌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像段德昌这样有才能的人都跟着共产党跑？”
年秋，段德昌被调到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第8军第2师任政治部秘书长。在攻打武昌城的战役中，段德昌亲自带兵攻击南门，十多天不下火线。战役结束时，段德昌指挥部队追击逃敌，于路上认识了在第8军第1师1营当营长的彭德怀。二人一见如故，在当阳玉泉山的关帝庙前相谈彻夜，从此成为了密友。就是在这次与段德昌的谈话中，彭德怀向往革命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决心跟着共产党走。40多年后，彭德怀已经身陷文革囹圄，在被囚禁中还写道：“到现在，有时还回忆这次谈话。”在段德昌的影响下，彭德怀开始在部队中开展革命工作，并多次向段德昌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由于当时正是国共关系的敏感时期，中共决定暂不在唐生智所辖的部队中发展党员，彭的要求没有得到批准。
年2月，第8军第2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35军，何键任军长。段德昌也被任命为第35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兼《北伐周刊》主编。5月21日，何健手下的独立第33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反革命的“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工农。何健则公开响应，下令迫害和通缉第35军中的共产党员。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段德昌离开第35军，秘密转移到贺龙任军长的第20军，担任了第3师教导团政治指导员。不久，段德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与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指挥部队参与围攻南昌守敌，配合主力歼灭了敌人。在南下广东的路上，起义军遭到了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损失严重，形势越来越困难。段德昌曾对第3师师长周逸群说：“看来战局已很难扭转，现在是失败了，只要不牺牲，我就要继续干下去。万一和组织失去联系，我就回到南县去，重整旗鼓。我完全相信，革命一定能成功!”当南下部队被打散后，段德昌化装潜回了宜昌等地寻找党组织。后奉湖北省委指示，段德昌转入鄂西一带农村，秘密从事农民运动。
年9月，根据中共湖南、湖北省委制定的“两湖暴动”计划，中共鄂中特委和鄂西特委决定联合发动鄂中公(安)江(陵)地区秋收暴动。段德昌奉命与农民领袖邹资生等率领农民自卫队攻打江陵弥陀寺，配合其他几支队伍取得了暴动的阶段性胜利。在激烈的战斗中，段德昌的左眼及腿部被烧伤，后奉上级指示秘密回到家乡湖南南县，住在赤松亭内养伤。
很巧的是，彭德怀这时正率部驻防在南县，不久后还升任了代理团长之职。段德昌了解到彭德怀在大革命失败后并未与反动派同流合污，而是始终站在工农群众的立场上，不禁非常佩服。而彭德怀听说段德昌回到了南县，还负了伤，也很快派来了军医给段德昌治伤。不久，二人再次见面。一年之别，国内形势却已换了天地，自然是百感交集，激动非常。两个人进行了推心置腹地深入长谈。段德昌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绝不会被反动派的屠杀吓倒，会吸取教训不屈不挠地斗争下去。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在军队中培养力量，应认真细致地逐步开展工作，扩大革命基础，不要急于举旗，等条件成熟时，将来再起大的作用。段德昌还送给彭德怀两本书，一本是《通俗资本论》，一本是《无产阶级哲学说》，叮嘱彭德怀要好好学习，提高认识水平。并强调说：“共产党永远是要革命的，但如果把每个共产党员都理想化，那也是不合实际的。看到个别坏现象，也不要失望。”
对于这次长谈，彭德怀是永生难忘。他在晚年回忆道：“我当时听了他那番话，印象是多么深刻!”“觉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变了‘马日事变’后的孤立感；觉得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就是同人民群众取得了联系，也就有了依靠似的。”
经段德昌与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的介绍，年1月，在代表南华安特委的邓萍、张荣生主持下，彭德怀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此一生，彭德怀始终把段德昌当作是自己的革命引路人。后来每当填写干部履历表时，彭德怀都要在入党介绍人栏上端端正正地写上段德昌的名字。长征胜利后，当得知段德昌已含冤牺牲时，彭德怀肝胆欲裂，曾说要质问中央是谁杀了段，并就此与负有相关责任的贺龙搞坏了关系。彭德怀后来深情地回忆道：“几十年来，段德昌的形象都活在我的生活中，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他，谁也没有想到，那就是同我的最后一次谈话。”
年11月，段德昌的伤势初愈，便奉党组织命令赴湖北公安担任县委书记。离开南县前，他请彭德怀帮助提供一些枪支弹药和经费。彭德怀很快便派第1团中的进步骨干李寿轩将10支长枪、2支短枪和一些银元给段德昌送去，解决了其开展工作的燃眉之急。到了公安后，段德昌利用当地有比较深厚的群众基础，迅速恢复公安县委，秘密组建党的基层组织和工农武装，大胆开拓，把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久，他又被委任为鄂西特委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
年春节前夕，为配合贺龙、周逸群等人发动的荆江两岸“年关暴动”，段德昌与戴补天、喻文彬等组织武装人员秘密潜入公安县城，奇袭解决县团防局，夺取了一批枪械弹药。尔后乘势占领公安县城，端掉了当地国民党驻军的老巢，处决了劣迹昭彰的土豪劣绅40余人，释放了在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还将没收的粮食、钱财分给贫苦农民，这就是著名的“公安暴动”。段德昌用夺取来的枪支弹药组建起了公安县游击大队，自己亲任游击大队长。不久敌人便发起了反扑，段德昌率领游击大队撤出公安县城，转战到洪湖地区，与彭国才、刘革非领导的当地游击队会合，组成了洪湖游击队，由段德昌任队长，彭国才任副队长。这个洪湖游击队，就是后来的著名歌剧电影《洪湖赤卫队》中游击队的最初原型。
洪湖位于江汉平原的东南部，南临长江，北濒汉水，总面积近平方公里。在这一地区，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港汊交错，沟渠纵横，水上交通便利。滨湖各县均为平原，土地肥沃，人烟稠密，物质资源也比较丰富，是块发展生息的好地方。在洪湖中的一个荒岛上，段德昌带领游击队员进行了严格的军事训练，锻炼出了一批军事技术较好的骨干人员，成为了后来创建红6军的核心力量。在此期间，湖北各地也先后组织了规模大小不等的暴动，并相继建立了一些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武装。除鄂中、鄂西特委领导的游击武装外，还有石首的李兆龙、枣阳的程克纯、公安的杨荣祥、江陵的陈香波、鄂中的肖仁鹄、巴东的黄大鹏等人领导的游击队，局面一时非常活跃。
贺龙、周逸群、贺锦斋、黄鳌、王炳南等人领导发动了荆江两岸“年关暴动”，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49路军的旗帜。此后，贺龙等指挥起义军相继攻克了一些市镇，消灭了一批国民党团防武装和土匪，缴枪百余支，镇压了一批土豪劣绅，有力地配合了华容、监利、沔阳、江陵、公安、天门等县的暴动。年2月，由于起义军主力攻打监利县城受挫，贺龙、周逸群等人在石首县的焦山河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今后的行动方针。会上不少人提出洪湖地区水网纵横，人粮皆备，活动空间很大，易守难攻，利于建立根据地。而按照中央原来的指示，是要贺龙、周逸群赴湘西的湘鄂边山区开展武装斗争。起义军总指挥贺龙考虑到去年南昌起义后部队未能上山以致失败的教训，加上中央的指示，最后决定还是去湘鄂边，依托山地建军，尔后再向平原发展。据此，贺龙决定将起义武装分别交给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领导，他和周逸群、贺锦斋等少数人前往湘鄂边，继续按照中央指示展开那里的武装斗争。待发展一年后，湘西部队再与洪湖部队会师。段德昌没有参加焦山河会议，后来当他听到传达会议内容时，非常惋惜地说：“贺胡子这下看走眼了。如果讲发展潜力，也许武陵山脉还不及水泊洪湖。”
贺龙、周逸群带人回到了贺龙的家乡桑植县洪家关，在贺龙的大姐贺英等人帮助下，开始树起大旗，招兵买马。由于贺龙的远近威名，他的旧部及家乡农民武装纷纷来投，很快拉起了一支多人的队伍。以此为基础，贺龙成立了工农革命军，自己任军长，周逸群任党代表，黄鳌任参谋长，贺锦斋任第1师师长，王炳南任第2师师长。此后工农革命军攻占了桑植县城，成立了中共桑植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蒋介石知道后，急令湘贵军阀部队进攻桑植，围剿工农革命军。当时贺龙已离队去湖北鹤峰等地筹粮筹款，联络旧部，而工农革命军来源复杂，良莠不一，战斗力较差，加上缺乏强有力的指挥，结果很快就被敌人打散了。周逸群认为这样下去不行，队伍必须整顿，战术也要改变。他同时提出，狡兔不能一窟，自己先回洪湖去，依托那里的武装建立根据地。贺龙这边能发展起来更好，如果不行也可退到洪湖去。于是，周逸群便离队前往洪湖。等贺龙回到洪家关时，队伍已经散了，周逸群也走了，身边只剩下贺锦斋等几十人。然而贺龙不屈不挠，在桑植、鹤峰边界收拢失散的队伍，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在贺龙、周逸群等人离开石首去湘西后，分散活动于洪湖周围的监利、沔阳、石首、公安等地区的游击武装，遭到了优势国民党军队的围攻镇压。在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方针指导下，游击武装与敌人死打硬拼，损失很大。设在沙市的鄂西特委机关被敌人破获，特委书记张计储等十余名负责人被捕牺牲。鄂中特委书记邓赤中也在率领游击队与敌人作战时牺牲，游击队遭到较大损失。在敌人的疯狂围剿下，各县县委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员、干部大部牺牲，多支游击武装中有一些被敌人消灭，剩下的也受到了严重损失，有的只好埋掉枪支分散活动，成股力量如段玉林、邹资生、陈香波等也因活动范围狭小而陷入了困境。就在这时，周逸群从湘鄂边回到了石首。
面对严峻的形势，周逸群很快整合了石首、公安、鄂中、华容几支游击武装，一举攻克了沔阳敌人据点峰口镇，全歼团防武装，缴枪30余支。尔后周逸群率领游击队主动撤出峰口镇，转到洪湖沿岸活动。国民党第18军闻讯派兵追过来围剿，游击队遭到了严重损失，监沔游击大队长李华龙、华容游击大队长王丕全等人英勇牺牲。这时周逸群提出游击队应甩开敌人，保存实力，北出江陵跳到外线作战，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荆门、当阳、远安等县开展斗争。然而几支游击武装整合不久，地方观念浓厚，不愿远离本土，只好分散活动，结果又遭到了较大损失，鄂西地区的革命斗争一时陷入了低潮。
为了打开局面，周逸群来到洪湖之滨与段德昌会面。两人分析了当前形势，最后决定周逸群和李兆龙去沙市，组织新的鄂西特委；段德昌则率领洪湖游击队主动出击，在洪湖沿岸开展游击战争。年6月初，周逸群和李兆龙到了沙市，通过地下交通召集了石首、江陵、监利、沔阳、华容、公安几个县的县委负责人一同开会。会上宣布成立鄂西临时特委，由周逸群担任鄂西特委书记。随后还讨论了各县成立游击队、组织武装暴动等计划。散会不久，公安县委负责人唐玉非被捕叛变，供出了周逸群、李兆龙在沙市。敌人立即组织围捕，将正在主持开会的李兆龙抓获，周逸群则侥幸逃脱。李兆龙被捕后坚贞不屈，最后英勇牺牲。为了摆脱险境，周逸群组织将特委机关迁到了宜昌。
6月下旬，经湖北省委批准，以周逸群、万涛、曹壮父、钱定生、屈阳春、郑炽昌、徐国元等人组成了鄂西特委，以周逸群为书记，万涛为副书记。新的鄂西特委检讨了前一时期执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决定采取深入农村，深入群众，扎根串连，秘密发展，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由点到面，逐渐发展党组织，建立秘密的农民协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不急于亮出红旗，以免引起敌人重视而大举进犯。游击队的活动方式也作了相应改变，平时分散活动，配合群众斗争，用秘密方式镇压个别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当敌人大举“清乡”时，则采取敌来我走、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利用洪湖有利地形，或隐蔽，或突袭敌人，以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力量。
在鄂西特委正确而有力地领导下，鄂西地区各项工作开始稳步发展起来。经过半年多艰苦斗争，分别在监利、华容、石首、江陵、沔阳各县相继恢复和开辟了若干小块秘密根据地，发展了党组织，建立了一批秘密农民协会，扩大了游击队。原由湘西特委领导的华容、南县、安多和原属鄂中特委领导的沔阳、天门、潜江、京山、汉川等县的党组织，也已在实际上统一归鄂西特委领导。这样，鄂西特委所领导的县份达到了23个。在此期间，段德昌指挥洪湖游击队频频出击，战不空手，缴获颇多，沉重打击了敌人，打出了游击队的声威。到年底，洪湖游击队已创建了洪湖周围以瞿家湾、柳集为中心的小块割据区域。游击队员们衷心拥戴段德昌，称颂为“洪湖出了能人”。
年2月，鄂西特委在周逸群主持下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大的会议精神，并结合鄂西革命斗争的经验，作出了彻底纠正“左倾”盲动主义和发展群众运动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确定了以江陵、石首、监利三县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点地区。会议决定增补邹资生、段德昌为特委委员，以加强特委的领导力量。会后，鄂西特委将监利、石首、江陵、沔阳的几支游击队扩编为洪湖游击大队，由邹资生任大队长，下辖两个中队：第1中队由段玉林任中队长，有长短枪支；第2中队由段德昌任中队长，彭国才任副中队长，有长短枪支。这时，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军主力大部撤出了鄂西。鄂西特委命令洪湖游击大队乘势出击，打击敌人并开辟根据地。
3月初，邹资生指挥洪湖游击大队向监利、江陵境内的驻守之敌同时出击，于17天内出击21次，大获全胜，消灭部分敌团防武装，缴获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一批。可惜的是，在沙岗战斗中，大队长邹资生不幸牺牲。此后，段玉林指挥第1中队攻克石首县城，缴枪80余支，救出了关在狱中的一批同志，并处死了敌县长。在继续向藕池出击时，与国民党军第50师谭道部遭遇，战斗中第1中队损失较大，只好分兵转向石首和江陵地区。第2中队在段德昌、彭国才率领下，与监利赤卫队互相配合，奇袭重镇毛家口，歼灭了谭道源部两个连，缴枪余支。战后，段德昌命令将一部缴获的枪支支援第1中队，使第1中队尽快恢复起来。在此期间，由于沔阳县党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段德昌又奉调到沔阳担任县委书记，经过努力恢复了沔阳县党组织。
在洪湖周围地区的游击战争中，段德昌指挥的游击队利用有利地形神出鬼没，战绩出众，令国民党团防武装闻风丧胆。除了奇袭毛家口外，段德昌指挥游击队连续出击，扩大战果，接连打了歼灭分盐团防局、巧打张泽厚保安团、夜袭峰口镇、飞兵夺仙桃等战斗，不但消灭了沔阳、江陵、监利三县的团防武装大部，又再次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营，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物资。段德昌智勇兼备，擅长奔袭、奇袭作战，在战术组织上水平很高，又常常矫捷先登，其善战威名日甚一日的广为人知。
段德昌不但在军事上成绩出众，还充分发挥了其擅长的宣传鼓动才能，深入群众之中，向群众宣传解释党的政策，进行革命教育，组织发动群众同敌人展开斗争。在鄂西特委的领导下，段德昌、段玉林两支游击队互相配合，连战连捷，所到之处群众情绪高涨，根据地扩大很快。从监利、沔阳的下东湾、剀口、柳家集、瞿家湾一带，到江陵的白露湖畔、沙岗及其周围，以及石首北部的冯家潭、小河口和华容的东山等地，都建立了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并成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筹备处，建立了小块的根据地，初步形成了红色割据的局面。
由于军事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游击队不断扩大，年7月，鄂西特委将各路游击大队合组为鄂西游击总队。由周逸群兼任总队长，段德昌担任参谋长，下辖3个大队，分别由王尚武、段玉林、卢先瑚任大队长，每个大队各辖3个中队，共计人枪千余。同时特委还从游击队和江陵、沔阳、监利、石首、汉川等县选调了一批干部，成立了教导队，由总队直接指挥。并成立了总队政治部，设立了中队以上各级党代表，在中队以下单位还分别建立了党、团支部和士兵委员会，从而加强游击队中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不久，周逸群为充分发挥段德昌的军事才能，令其接任游击总队长一职。
蒋桂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军谭道源、岳维峻部再度前来围剿游击队。在初战中，由于游击总队第1大队有轻敌情绪，结果遭到损失，大队长王尚武及几名中队代表牺牲。鉴于敌人力量强大，周逸群、段德昌指挥游击总队分路作战，段德昌率第1、3大队继续在洪湖地区坚持斗争，周逸群、段玉林率第2大队跳到外线转战。段德昌指挥所部避敌锐气，声东击西，在赤卫队和群众配合下日夜骚扰敌人。当年10月，段德昌抓住战机，在洪湖聂家岭一仗击溃国民党军主力一个团，遏止了敌人的进攻。不久，蒋介石和冯玉祥又爆发了战争，部分蒋系军队被调出鄂西参战。段德昌趁势指挥第1、3大队发动反攻，连续取得了三官殿、杨树峰和谢仁口战斗的胜利，逐步恢复并扩大了洪湖根据地。与此同时，周逸群、段玉林指挥第2大队在江陵、石首、华容地区转战，取得了小河口、熊家河、观音寺等战斗胜利，歼敌一部，进逼沙市，使江陵、石首附近的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战至12月间，根据地已扩大到江陵、石首、监利、沔阳的大部分地区，洪湖革命苏区（亦称鄂西苏区）至此初步形成。
在与国民党军及团防武装的频繁转战中，段德昌总结实战经验，提出了“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战术原则，对于洪湖及湘鄂西根据地的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同一时期，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在井冈山地区的斗争中，也创造出了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两相对比之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段德昌不仅在战术指挥上造诣精湛，在作战理论的总结上也有过人之明。倘若天以假年，他的前程必然是光明远大。
年l2月，在石首县袁家铺召开了鄂西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深入讨论了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会议代表鄂西12个县多名党员选出了以周逸群、万涛、段德昌、周小康等9人组成的新特委。会后，将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1师（又称中央独立师），由段德昌任师长。下辖第1纵队，司令员王一鸣；第2纵队，司令员段玉林，共10个中队，约人，有枪多支。同时，在江陵、石首、监利、沔阳重组县赤卫队。确定军事斗争的方针是以红军主力向外发展，赤卫队负责保卫根据地。
此时，贺龙、王炳南、陈协平等人在湘鄂边经过了几仆几起的顽强奋斗，付出了贺锦斋、黄鳌等优秀军事领导人牺牲的沉重代价后，终于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并开辟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苏区。为了执行两年前确定的与湘鄂边红4军会师的计划，鄂西特委派遣特委副书记万涛去湘鄂边传达指示并迎接红4军。年2月，万涛到了湘鄂边根据地，向贺龙等人传达了鄂西特委的指示。3月20日，贺龙除留下少部红军和游击队坚守湘鄂边外，率领红4军东进与鄂西红军会师。由于国民党军在途中设置了重重拦阻，红4军数次折返，几经战斗，终于在7月3日进至鄂西公安地区。
年初，由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矛盾激化，已经开始酝酿大战的火花，无暇集中重兵镇压中共武装。鄂西特委决定抓住时机，集中兵力拔除洪湖苏区内的敌人据点和消灭苏区外围的敌军。也就在这个时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作出决议要积极“实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向各省委下达了进攻敌人据守的大城市的指示。据此，湖北省委命令独立第1师以第1纵队向沔阳、汉川推进，创造进攻武汉的条件。结果鄂西特委的指示与湖北省委的命令相冲突，导致独立第1师行动失据，两个纵队未能集中，耽误了一个月时间。直到中央军委巡视员柳克明（即柳直荀）到了鄂西，才指示两个纵队迅速会合以展开军事行动。
年2月5日，独立第1师全部集中于监利汪家桥地区。根据中央指示，将独立第1师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以中央军委派来的孙德清任军长(因孙生病，后由策动兵变进入洪湖苏区的邝继勋继任)，特委书记周逸群兼任政委，下辖两个纵队，第1纵队纵队长段德昌，政委王鹤；第2纵队纵队长段玉林，政委是中央军委派来的许光达，全军共余人，有枪数千支。同时在红6军中设立前敌委员会，由王一鸣任书记，委员有孙德清(后为邝继勋)、段德昌、段玉林等6人；军部设司令部、政治部等机关；纵队设党委。此外，还建立了教导大队以培养干部。
红6军成立后，即向江陵、石首、监利、沔阳等地的空虚之敌展开了猛烈进攻。段德昌和段玉林等率领第1、2纵队互相配合，经过3个月作战，相继消灭了团以下多路敌人，先后攻克龙湾、熊口、老新口、张金河、新沟嘴、渔阳镇、潜江、郝穴、观音寺、藕池、石首、调弦口等城镇，打得鄂西地区的国民党军和团防武装闻风丧胆，大振了红军声威，并将江陵、石首、监利、沔阳、潜江等县的根据地基本连成了一片。在此前后，鄂西地区各县、乡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农民协会、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也得到普遍发展，苏区内已经分配了地主土地并开始了经济生活建设。在主力红军连战连捷的同时，赤卫队发展到近20万人，游击区也扩大到了周围17个县的广大农村。在此基础上，于年4月在石首调弦口召开了鄂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成立鄂西联县政府。从此鄂西地区有了革命政权的统一领导机关，以洪湖为中心的鄂西苏区搞得如火如荼。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上，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是并称的三大苏区。其中的湘鄂西苏区是由湘鄂边、洪湖、襄枣宜、巴兴归四块苏区组成，而洪湖苏区又是四块中最大、最兴旺的一块。在创建洪湖苏区的艰难过程中，周逸群、段德昌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做出了最大贡献，共同成为了洪湖苏区的主要创建者。对于周逸群、段德昌创造的水上、平原工农武装割据经验，毛泽东在后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年4月，蒋冯阎桂几大新军阀公开反目，各自调动兵力向平汉路、陇海路、津浦路集结，中原大战一触即发。驻鄂西的蒋系军队也奉命大量调往战场，剩下的地主团防武装因惧怕红军趁势打击，惶惶不可终日。鄂西特委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尽快与贺龙的红4军会师，尔后沿洪湖苏区外围扩展进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苏区。然而此时中共中央工作正由李立三主持，他的“左倾”狂热病爆发，要求以红军的进攻配合工人暴动来夺取大城市，所谓掀起“新的革命高潮”，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武汉，正是他计划中首先要夺取的大城市，以此来推动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在这种背景下，湖北省委要求红6军与鄂豫皖红军会师武汉，以争取革命首先在湖北胜利。
周逸群等鄂西特委领导人明知道中央的这一计划带有极大的冒险性，很难实现，但不得不服从命令，指示红6军向武汉方向进攻。邝继勋、段德昌等人指挥红6军一路征战，打得机动灵活，连克沔阳城、仙桃镇、系马口、汉川城，兵锋直逼武汉附近的蔡甸。但由于敌军重兵防卫武汉，城市工人暴动几无可能，红6军力量薄弱，只好放弃攻打武汉的计划，回师向西，连夺峰口、郝穴，回到了监利附近的朱河。在这次东征途中，段德昌指挥部队连续奇兵作战：强攻峰口镇，歼灭保安团余人；奇兵夺仙桃，歼敌徐源泉第48师一部和保安团，缴获大批枪支弹药；襄河巧设伏，再次歼灭徐源泉部两个团大部。一连串飞兵奇袭，打得国民党军晕头转向。当时武汉的一家报纸上就写道：“江汉平原匪患日甚，匪首段德昌再起，彼用兵如神，我军不力，一再败北，自此无宁日矣。”
红6军回到鄂西后，段德昌即奉命潜往上海，代表红6军参加了于5月中旬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大会。28岁的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关向应主持了红军代表大会，提出了关于政治形势和红军的任务、战略与战术、编制、政治工作等决议案。按照李立三的主张，关向应在会上提出“红军要无条件扩大，在8月份扩大到50万”，“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数省政权”首先胜利，强调“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号召“攻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段德昌听后不禁摇头，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会议期间，段德昌撰写了《鄂西游击的经过及其现状》一文，对洪湖地区游击战争的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并与其他苏区的红军将领进行了广泛交流。通过比较后，段德昌得出了红6军的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发展起来，没有旧式军队的坏习气；二是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并保持了与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易于与群众打成一片；三是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怕牺牲，长于夜行军。
从上海回到洪湖苏区后，段德昌向鄂西特委和部队传达了红军代表大会的精神，决定着手实施部队由分散到集中、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关于进攻方向，中央指示红6军首先西进打通通往湘鄂西的道路，与贺龙的红4军会合，尔后向长江下游发展，配合其他各路红军进攻武汉。关于部队编制，中央要求红6军与红4军会合后组建红二军团，猛烈地扩大红军。根据中央指示，鄂西特委决定红6军向江南进军，迎接贺龙率领的红4军。
在此期间，鄂西特委与红6军内部还进行了一番争论。周逸群等鄂西特委领导人根据苏区的实际情况，主张红6军与红4军会师后，首先解决洪湖苏区外围的中小城镇之敌，肃清苏区内部的残存敌人据点。然而红6军军长邝继勋却主张应执行中央的方针，首先向武汉等大城市发动进攻。双方争执不下，使本来观点比较一致的鄂西党政军领导人之间产生了矛盾，决策和行动也变得困难起来。周逸群等人很恼火，干脆给中央打报告，指责邝继勋不尊重鄂西特委与红6军前委的指示，英雄主义，独断专行，鉴于部队即将与红4军会师，邝继勋可能难于搞好会师后领导人之间的团结，请求中央将其调离。
由于在东征作战中连续取得胜利，红6军已发展到1.2万余人人，兵强马壮，斗志旺盛。6月，周逸群、段德昌等率红6军南渡长江。利用蒋冯阎桂中原大战打得激烈之机，红6军所向披靡，连克石首、华容、南县等地，消灭了一批团防武装。7月1日，红6军攻克公安县城，又歼灭了不少敌人。此时，贺龙率领红4军已进至距此不远的西斋。当得知红6军已打下了公安后，贺龙即率队东进，经申津渡进至公安，于7月4日与红6军会师。贺龙与周逸群的关系非比一般，自湘西一别已有两年，此次重逢真是分外亲热。段德昌在南昌起义时曾当过贺龙的部下，二人虽然算不上很熟，但现在都是威名素著的国内战争名将，自然也惺惺相惜。两军会师时，红4军拥有余人枪，红6军则达万余人，红军的力量得到了很大增强。
7月7日，两军在公安召开联席会议，红4军改归鄂西特委领导，并改称红2军。随后两军北渡长江，准备向监利进攻。在此期间，活动于湘北一带的彭德怀红三军团刚刚攻占了长江南岸的岳州（今湖南岳阳）、临湘、城陵矶一带，歼敌王东原旅一部，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段德昌闻讯后，派出十几个人乘两只小船过江与彭德怀取得了联系。彭德怀命令送了一批武器、弹药、粮食、服装、食盐由来船载回，以支援洪湖红军。这是两位革命挚友之间的最后一次联系。
由于进攻监利遭到国民党军新编第5师两个团的顽强阻击，红2军与红6军相继撤到了普济观、沙岗一带休整。在这里，两军根据中央指示合编为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前委书记兼政委，孙德清任参谋长，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柳为中央军委巡视员，在巡视洪湖工作后留鄂西工作），下辖红2军和红6军。其中红2军军长由贺龙兼任，朱勉之任政委，下辖第4师（王炳南任师长，陈协平任政委）及警卫团；邝继勋任红6军军长，段德昌任政委，下辖第16师（由红6军第1纵队改编，王一鸣任师长，王鹤任政委）、第17师（由红6军第2纵队改编，段德昌兼任师长，许光达任政委），全军团共约1.5万人，有枪6、7千支。
红二军团成立后，即分别移驻府场、峰口，继续进行整编工作。周逸群在担任了红二军团前委书记兼政委后，其鄂西特委书记一职由周小康代理。红2军、红6军会师后的整编教育工作也很繁重。两军分别创建于湘鄂边地区与洪湖地区，因而红2军多为湘西士兵，红6军则江汉子弟占了大部分。两军的语言、风俗、饮食等习惯均不相同，又各有各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整合起来相当不易。在形成统一编制后，为了将两军建设成为正规化的红军，以及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团结教育，军团首长是费了很大一番力气。
湘鄂边的红2军与洪湖的红6军会师后，两块苏区间也建立了联系。再加上中共鄂豫边特委领导红26师创建的襄枣宜苏区、鄂西特委领导红49师创建的巴兴归苏区，统一的湘鄂西苏区已逐渐形成。
红二军团成立后，面临着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和根据地的发展方向问题。其时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执行“立三路线”，要求红二军团主力向荆州、沙市推进，发动鄂西地方总暴动，争取与其他苏区的红军部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快人快语的段德昌对此战略嗤之以鼻，称之为“图上作业家”的发明，实际根本做不到。他认为红军武器低劣，攻打敌人重兵驻防的城市非常困难，以红二军团的实力连沙市都没有把握攻克，根本谈不上还能会师武汉。其时驻防湘鄂西的国民党军已大部开赴中原地区参加蒋冯阎混战，洪湖地区仅有“讨逆军”新编第3师李云龙部和独立第14旅彭启彪部分驻于沙市、监利等要点，其余各地只是些团防、“白极会”等反动地方武装防守。段德昌主张利用此有利时机，分兵四出，歼灭为害极烈的“白极会”，拔去根据地内的白色据点，使洪湖根据地连成一片。
贺龙对于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也顾虑重重，认为红2、红6军虽然会师加强了力量，但在战术上彼此都不了解，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不宜贸然强攻沙市这样的重镇。周逸群支持段德昌、贺龙的意见，认为红二军团下一步的方针不是贸然出击，而应抓住有利时机迅速发展与扩大力量，进一步巩固与扩大根据地。因此他主持前委形成决定：首先集中力量以6个月为期，拔除洪湖苏区内部的白色据点，肃清地方反动武装，巩固苏区中心区域。尔后由贺龙率领红2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荆门、钟祥、潜江、天门出击，周逸群、段德昌率红6军先将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各县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再与红2军会师潜江，经荆门、当阳、远安向襄河以北地区发展，逐步使湘鄂西各根据地连成一片。应该说，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对于联通巴兴归、襄枣宜、湘鄂边各根据地有重要作用，也将使红二军团占有跨襄河、长江广阔地区回旋的有利地位。
年7月下旬，红二军团分两路向东北挺进。贺龙、周逸群、邝继勋等率军团主力扫除了龙湾、熊口等敌军据点，尔后跨过东荆河攻占潜江县城，基本肃清了襄河以南潜江境内的反动势力，又乘胜北渡襄河打下天门重镇岳口。国民党军恐红军向东发展威胁武汉，紧急调动驻汉川的教导第3师及第25师一部增援岳口、仙桃一线，并联合反动地方武装向红军反扑。红二军团将反扑之敌击退，为巩固襄河以南地区，主动撤回襄河南岸。在此期间，段德昌指挥红6军第17师向沔阳地区出击，先后攻下新沟嘴、府场、杨林尾等地，消灭“白极会”等反动地方武装数千人，捕杀了“白极会”的头目，将这一鱼肉百姓百余年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基本瓦解。随后红二军团在府场、峰口等地进行休整，准备继续向襄河以北地区发展。
至此，红二军团连战连捷，拔除了苏区内除监利等少数城镇外的敌人据点，将江陵、监利、沔阳、潜江等县连成一片，巩固了苏区，并将根据地扩展到荆门、钟祥、天门、汉川、公安、华容、南县、安乡等县的部分地区。
然而鄂西特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召开会议，严厉指责红二军团没有进攻沙市是“右倾”，违背了中央的集中进攻路线，连续去信催促红二军团向南进攻沙市。红二军团休整一周后继续进攻，攻占了荆门县的沙洋镇，并以一部兵力渡襄河向东发展。就在这时接到了鄂西特委的来信。不久，鄂西特委书记周小康就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巡视员柳克明赶至军中，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最新指示，责令红二军团立即南下攻打沙市。贺龙、段德昌等人提出异议，但均被周小康严厉驳回。
无奈之下，红二军团南返向沙市进攻。不出所料，沙市乃鄂北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设防坚固，有敌独立第14旅约两个团兵力守卫，红二军团仓促发起强攻，激战一昼夜未能进展，部队伤亡余人，红2军第4师10团团长张一鸣等干部牺牲。眼见受挫已成定局，贺龙、周逸群果断将军团向东撤至周老嘴一带整顿。
这时湖北省委行动委员会又来指示，要求红二军团进逼武汉，配合鄂豫皖，湘鄂赣等苏区红军实现夺取湖北全省政权的任务。红二军团前委开会进行研究，认为直接攻打武汉没有把握，还是应从巩固与发展根据地着眼。前委决定结合先前普济观会议确定的方案，将军团分两路北上，沿潜江、天门、京山、监利、酒阳、汉川方向前进，并逐步向武汉外围发展。会后红2军、红6军即分别行动。红2军自潜江渡襄河到达永隆河一带。红6军路过监利县时正赶上江南反动武装大举“清乡”，邝继勋、段德昌遂挥军渡过长江打击“清乡”的敌人。在石首、华容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下，红6军连克石首、藕池等县城，毙敌石道县长以下数百人，缴枪余支，扩大了江南根据地。
就在红二军团向北发展的时候，中共中央派遣时任中央行动委员会委员的老资格党务活动家邓中夏到洪湖，改组鄂西特委，并接替周逸群任红二军团政委。所谓中央行动委员会即贯彻李立三冒险主义路线而成立的指挥全国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领导机构，其下属各中央局、各省也相应成立了领导暴动和罢工的行动委员会。邓中夏在苏联学习了两年多，回国还不到两个月，对国内近些年的斗争形势并不怎么了解。他来到洪湖，显然就是从执行中共中央指示立场出发，为全力贯彻推行“立三路线”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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